提起《江南春》这个词牌，可能大家马上会想到寇准的那首“波渺渺、柳依依。孤村芳草远，斜日杏花飞。江南春尽离肠断，蘋满汀洲人未归。 ”——一首他自创的小令。吴文英也自创过一首《江南春慢》，清代大词学家朱祖谋和吴梅都有依吴谱填的词。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首《江南春》历史上却充满了争议。充满争议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同时代及后代的和作太多了，仅从明代弘治二年(1489)到明季天启、崇祯一百余年间，就至少发起过五轮对《江南春》词的唱和，参与者多达74家，唱和之作达116首。（叶晔《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》）这就是明代吴地文人倪瓒所做的《江南春》 。
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首作品实际上是从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唱和开始的。唱和词云：
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是陈廷焯对这首作品的评价：
很显然，陈廷焯先生把这首作品当做词来看。这就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奇怪。观其体式，总觉得这首作品并不像一首词，于是好奇的我找来了倪云林的原作：
祝允明说这首词按照音调来看应该是两首作品，题中的“三首”疑为笔误。如果我们按照押韵的方法来判断的话，确实会发现这个问题。前面的“静”、“影”、“冷” 、“井” 为上声“二十三梗”；七、 八句“巾”、“尘”为平声“十一真” ；以下数句“急”、“湿” 、“及” 、“邑” 、“立”为入声十四缉(“碧”为入声十一陌，与十四缉可以通押)；最后二句，“萍”为平声九青，“营”为平声八庚，亦可通押。所以从押韵的角度分析，这首作品实际上用了四个韵。从内容上来看，七、八句和最后两句并不能独立开来，因此祝允明认为这是二首并非“三首”。
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首作品实际上是从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唱和开始的。唱和词云：
风光三月连樱笋，美人踌躇白日静。
小屏空翠飐东风，不见其馀见衫影。
无端料峭春闺冷。忽忆青骢别乡井。
长将妾泪黦红巾。愿作征夫车畔尘。
人归迟，春去急。雨丝满院流光湿。
锦书道远嗟奚及。坐守吴山一春碧。
何日功成还马邑。双倚枇杷花树立。
夕阳飞絮化为萍。揽之不得徒营营。
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是陈廷焯对这首作品的评价：
“迦陵词，惟《江南春·和倪云林原韵》一章，最为和厚，全集三十卷仅见此篇。词云云。怨深思厚，深得风人之旨。”
——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
很显然，陈廷焯先生把这首作品当做词来看。这就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奇怪。观其体式，总觉得这首作品并不像一首词，于是好奇的我找来了倪云林的原作：
汀洲夜雨生芦笋，日出曈昽帘幕静。
惊禽蹴破杏花烟，陌上东风吹鬓影。
远江摇曙剑光冷。辘轳水咽青苔井。
落红飞燕触衣巾。沉香火微萦绿尘。
春风颠，春雨急。清泪泓泓江枝湿。
落花辞枝悔何及。丝桐哀鸣乱朱碧。
嗟我胡为去乡邑。相如家徒四壁立。
柳花入水化绿萍。风波浩荡心怔营。
注：《倪瓒·江南春三首手书》
这一查又引出了许多新的问题。
第一，根据原画，题目为《江南春三首》，但是无论从内容还是音韵的角度进行分割，都很难割出三首作品来。
第二，根据丁绍仪的解释，这是一首词作：
江南春为倪云林高士自度曲，与宋褧《穆护砂》同为元调。虽篇中均七言句，然前后四换韵，换头系三字两句，明明是词非诗，乃词谱、词律均未收入，后人亦无填用者。
——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二
第三，词的次韵不仅对于韵字处要相同，其内部格式、音韵也应该相同。但是陈维崧这首唱和与原作明显音韵多处不协，几乎可以说除了韵字相同之外就没有其他规律可寻。
第四，如果《江南春》是倪云林自己创的调式，且无他首可校，那么后人依调填词时就只有一个参考，韵律自然也要相同。（比如黄庭坚自创《喝火令》亦是如此）但是我查了统一时代的唱和和后人的唱和作品后发现，根本没有调式的规律可寻。
接着详细讲讲上面的发现。
关于《江南春》这个作品究竟是几首，历来也充满争议。
比如祝允明于和词之后 附记曰 :“国用得云林存稿，命仆追和。窃起蝇骥之想，遂不终辞。按其音调乃是两章，而题作三首，岂误书耶？弘治己酉二月，长洲祝允明记。”
——《全明词》
祝允明说这首词按照音调来看应该是两首作品，题中的“三首”疑为笔误。如果我们按照押韵的方法来判断的话，确实会发现这个问题。前面的“静”、“影”、“冷” 、“井” 为上声“二十三梗”；七、 八句“巾”、“尘”为平声“十一真” ；以下数句“急”、“湿” 、“及” 、“邑” 、“立”为入声十四缉(“碧”为入声十一陌，与十四缉可以通押)；最后二句，“萍”为平声九青，“营”为平声八庚，亦可通押。所以从押韵的角度分析，这首作品实际上用了四个韵。从内容上来看，七、八句和最后两句并不能独立开来，因此祝允明认为这是二首并非“三首”。
嘉靖年间的杨仪在其《江南春·追和倪云林先生韵》词后附记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：
“元镇（倪瓒字），本锡山富室，惟清介绝俗，晚至无家，多寄居琳宫梵宇。世传其手书《江南春》，必 思归之作也。自先生题三首，予按其声即《木兰花令》。前二阕已终，其忧思之怀未尽，故后章作三字句，为过肉，以发其情。祝希哲尝疑其为两章，先生“三首”字为误书，故附其说于此。”
可是我们要知道，无论是祝允明还是杨仪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在假设这首《江南春》是词的前提下展开的。然而这种说法并站不住脚。杨仪说前面按《木兰花令》，这本身就不可信。因为这首词不但平仄与《木兰花令》多处不协，《木兰花令》历来也根本没有转韵的填法，所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祝允明只从韵的角度出发来判断这是二首，但是还是没有解释这首作品到底是诗还是词的问题。
丁邵仪先生对于词学的用功甚深，但是到了这首《江南春》似乎也犯了些错误。“后人亦无填用者。”这本身就是信口开河的说法。我们要知道，这首《江南春》非但不像丁卲仪先生说的那样“后人无填用者”，而且填的人还特别多，几乎成为一种现象。我前面讲过，仅仅是明朝的后期的一百多年间，唱和此词的人就多达74人，何来“无填用者”？而且丁卲仪先生对与这首作品是诗还是词的判断很暴力：“虽篇中均七言句，然前后四换韵，换头系三字两句，明明是词非诗，”无非就是：
1.前后换了四个韵；
2.七言句掺杂了三字句。
仅仅用这两个发现就把这首作品归为词，是不恰当的。比如杜甫的《兵车行》，间杂三、五、七言并以七言为主，且前后用了九个韵，是不是也是一首词呢？很显然我们知道这是一首乐府歌行。所以仅仅从换韵和字数的角度来判断《江南春》是一首词是不可信的。
第三、四可以结合在一起讨论。
我们回到文本本身来看。我找到了很多后人唱和这首《江南春》的作品，选一些与原作对比着看一下：
李流芳的两首：
锦绷簇簇东园笋，宿雨初收池面静。
柳条欲织画檐丝，花枝为写疏帘影。
寒食风来山店冷。辘轳声杳胭脂井。
山前日暮鸟衔巾。绣陌香泥闇曲尘。
莺声迟，花信急。裛露穿花罗袖湿。
常恐春归欢不及。飞红尽处千林碧。
不见花洲旧吴邑。洲上要离冢犹立。
杨花满洲生绿萍，百年易度胡营营。
天平山头石如笋，松阴落日游人静。
射渎千帆曳练光，胥山万水留寒影。
响屧廊空履痕冷。馆娃旧事沉宫井。
鸱夷归来裹角巾。吴台越榭皆烟尘。
春水生，春潮急。西泠渡头莎岸湿。
我欲渡江潮已及。对岸千峰万峰碧。
阖闾勾践空城邑。男儿功名几时立。
眼看身世如漂萍，驱车策马将何营。
黄淳耀的两首：
绿芒如粟抽芦笋，綵鸳泛泛金塘静。
美人同上木兰舟，弱袂长鬟娇弄影。
春风满把春妆冷。落红欲没胭脂井。
碧桃花下紫纶巾。澹粉楼头飏素尘。
鹦歌迟，燕语急。双袖能知泪痕湿。
落花游丝互相及。摇荡春光入空碧。
六代兴亡变陵邑。青山无言向人立。
眼看柳絮飞为萍，有酒不饮将何营。
二月轻花兼嫩笋，杨低柳合林中静。
春思能生绮陌烟，春风吹动西山影。
浊酒苍苔山店冷。眼花不识吴王井。
昔时富贵鸟衔巾。今作灵岩山下尘。
世事多，流光急。竞雨争风游骑湿。
一片花飞追不及。寂寂横塘春草碧。
鸟啼只在旧吴邑。劝君秉烛花间立。
年来物变如转萍，二豪在侧徒营营。
唐寅的一首：
梅子坠花茭孕笋，江南山郭朝晖静。
残春鞋袜试东郭，绿池横浸红桥影。
古人行处青苔冷。馆娃官锁西施井。
低头照井脱纱巾。惊看白发已如尘。
人命促，光阴急。泪痕渍酒清袗湿。
少年去，追不及。仰看乌没天凝碧。
铸鼎铭钟封爵邑。功名让与英雄立。
浮生聚散是浮萍，何须日夜苦蝇营。
文征明的两首：
碧碗春盘蔫春笋，春晴江岸蘼芜静。
绿油画舫杂歌声，杨柳新波乱帆影。
江南谷雨收残冷。手汲新泉试双井。
晚风吹堕白纶巾。醉归不梦东华尘。
榆荚忙，花信急。小雨班班燕泥湿。
秋鸿社燕不相及。只有春草年年碧。
王孙不归念乡邑。天涯落日凝情立。
浮生去住真蓬萍，百年一噱何多营。
春雷江岸抽琼笋，春雨霏霏画帘静。
去年双燕不归来，寂寞栏干度花影。
金钱无聊故欢冷。短绠嬴瓶泣深井。
佳人何事苦沾巾。陌头柳色栖芳尘。
朱弦疏，羽觞急。翻酒沾裙绛罗湿。
前欢悠悠返莫及。天远相思暮云碧。
美人伤春情邑邑。手捻花枝傍花立。
飞花万点逐流萍，黄蜂紫燕空营营。
等等。
从以上的唱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来，除了韵脚处与倪云林相同之外，这些作品根本毫无定格。平仄更是混乱。我们知道，明清以来随着词音乐性的消失，依谱填词就成了大家通常的做法，如果《江南春》这个词牌有传下来的话，唱和的作品音律何以如此混乱？而且从内容的连贯性上来看，无论是倪云林的原作，还是唱和的作品，都是完整的一首作品，很难从立意和行文中明确断开上下片。
当然，如果纯粹从“找不到词谱”来否认这不是一首词的话确实比较武断。清代词学家万树就曾经说过：
“近见有创新调为自度曲者，虽才人不难自我作古，然亦无异于后人杜撰古乐府名目也。”
——《词律》卷首
所以万树在选调的时候只要是宋元以下的自度曲一律都不录，他认为这种自度曲更像是拟古乐府的做法。按照万树的说法，就算这首《江南春》是倪云林的自度曲子，词谱中也是不录的。
针对上面的问题，清代先著在《词洁发凡》中的说法更为明确：
唐人之作，有可指为词者，有不可指为词者。若张志和之《渔歌子》、韩君平之《章台柳》，虽语句声响居然词令，仍是风人之别体。后人因其制，以加之名耳。夫词之托始，未尝不如此，但其间亦微有分别。苟流传已盛，遂成一体，即不得不谓之词；其或古人偶为之，而后无继者，则莫若各仍其故之为得矣。倘追原不己，是太白“落叶聚还散”之诗，不免被以“秋风清”之名为一调。最后若倪元镇之《江南春》，本非词也，只当依其韵，用其体，而时贤拟之，并入倚声，此皆求多喜新之过也。
也就是说，《江南春》本身和李白的《三五七言·秋风清》是一样的，是诗而非词。但是写的人多了，就成了一种体，后人仿其体而做，就被很多人误以为是“依谱所填”。这实在是对文体的误读。
总结来说，倪云林的《江南春》本是诗作，后世录为词乃是明清时期文体相互掺杂、影响所至，实为误读。之前我在《读诗札记》中把“辩体”放在了第一章，原因不仅仅因为这是最容易讲的，更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。中国的文体演变历史悠久，所谓“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”（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）文体中既有继承、又有发展。各体之中又各有特色，风貌迥异。即使抛开文学史的角度，仅仅从学习诗词来讲，“辩体”也是不可绕过的功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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